第十七章：说说财政

元、明、清三代的财政状况，可以说是一笔烂账，因为只有特定的少数时间内才算有点条理：比如明朝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份（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万历十年逝世），而清朝也就只有雍正一朝了（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）。

康熙呢，为帝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，但综合考量之下，实在太过于重情谊，而此份重情对于国来说，也需是个祸事。他宠佞督抚以上大臣的贪赃枉法行为，予以宽容，却不知，督抚以上的大臣又何尝不会佞幸其手下的州县一级官员，而州县官吏又包庇手下胥吏，可谓层层恶化层层烂掉，老百姓在下面保守苛征杂税和里甲等的剥削，康熙在上也无法得知，受到蒙蔽。

本来这种情形就不止康熙一朝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，康熙努力想要整治吏治，修整财政，但始终没有多大效果，常常减少赋税甚至免除赋税，但常常都是使得中间的布政使、州、县官员中饱私囊，没有富了国没有富了君没有富了民，富足了中间一批的省府州县官僚。

清康熙年间的时候，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人头税也就是“丁银”还有土地税也就是“田赋”。男子呢到了十六岁就成了丁，需要缴纳丁银，六十岁年老便不需要缴纳了。每丁每年有一个“代役钱”，是指出钱让别人代替自己从事差役的，各省各县不同，银子一分五厘到八九两不等，普通的大概在五钱到一两之间。

有一些狡猾的，故意去当旗人的“包衣”，也就是奴才，这样就可以免收丁银，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放在旗人的名下，这样就可以免收田赋了，这种行为叫“投充旗下”。

还有一部分的人，依附于汉族的士绅，这些人常常都是之前在朝中做着大官，如今退休回乡的，现任的官吏巴不得向他们投宠献媚，怎么还会找他们的麻烦，动他们的利益的呢。

顺治末年的时候，中央每年收上来的银子有两千一百五十多万两，这是包括田赋的折纳（源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）在内的。此外还有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。康熙平三藩后，收了原吴三桂所统领的云贵地区，税收变成了银子两千六百三十多万两和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，银子增长了四百八十万两，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，如果按照粮食一石换一两来估计，多出来的只不过两百五十万两左右，由此可见，康熙年年整顿，却也力不从心。

除了丁银和田赋以外，康熙还有盐税两百七十万两和关税两百万两，加上之前，也只不过三千六百万两左右（前面所说三藩之用半天下，可见所言不虚）。

康熙已经很节省了，把宫廷的开支减少到了最低，明朝宫廷内一天花销银子高达一万两，他一个月却只让内务府花销五六百两，加上赏赐开销，也不过一千两；明朝末年烧木柴也要两千七百八十几万斤，而他只许六七万斤；明宫女九千人，太监更多，而他只用了四五百人。

宫外的开支，他管的很紧，靳辅的治河需要银子，花了两百万两，很是值得。几次战争是最花钱的，但康熙每年花了多少，战争花了多少银子，史无明，我们不敢乱说。

康熙比乾隆节俭的多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四千万两银子的开销的。但我们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，岂不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加起来要两亿四千四百万两银子的财政赤字了？

事实上，康熙不仅没有负债，而且还有了不少国的积蓄，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五千多万两（但是后期的时候，国越发空虚，这样的局面留给了雍正帝）。

有一个搞钱的渠道，那就是“卖官鬻爵”，这倒是有点像极了东汉的“西园卖官”，只是所处的历史性不同，甚至说所处与政权的兴衰迭代不同，出钱的人就可以有官做，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当秀才，成为“监生”，也可以取得当“知县”的资格，这叫“捐班”，雍正宠臣李卫就是捐班出身，最后竟能当到兵部尚、署理刑部尚、直隶总督等职位，谥号“敏达”，从谥号中我们也可看出，他的敏锐过人。话说正题，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，康熙卖了三年也只不过得了两百多万两银子。

此外康熙还可以通过铸钱来获取收入，政府大概因为此项的经营和策略，多了四十三万两千的岁收。

康熙的“意外之财”也是有的，比如鳌拜啊、吴三桂啊等被抄家后的金银珠宝。

康熙是一个颇知民瘼的帝王，常常对百姓施恩，把遭受水灾、旱灾和兵祸的地方，免税或减税。也常常一笔勾销了老百姓的欠税，不再计较。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八年的减免赋税的银额，至少也在一亿两亿上。

他还轮番免除了天下的丁粮一次，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，康熙在这三年里，每年免掉天下的丁粮三分之一。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当属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。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，康熙下旨，将康熙五十年的全部丁银数字固定，以后再增加人口，再也不增加人头税了，这着实是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，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生下来孩子的人头税了，只需要考虑生下来后的养育问题了，而这个时候番薯和玉米两种高产农作物已经传入中国了，清朝时期正式人口激增，顺治一亿，康熙两亿，乾隆四亿，嘉庆道光年间人口保持在四亿五千万左右。

在雍正即位后，将康熙所确立的固定数额的人头税摊牌到了土地税里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人头税，一方面想着减少非士绅地主的老百姓负担，一方面减省了程序。少的一分、两分，多的一亩地七八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