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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古拉来后的第四天，母亲搬到他家里去了。

当货车拉着她的两只箱子离开工人区到田野的时候，她回头望了一下，突然觉得，她永远不会再看见这个地方了，——她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代，是在这里度过；那充满了崭新的欢乐、崭新的悲愁的，充满了迅捷与激动的另一种生活，也是在这里开始的。

在那被煤烟熏染黑了的大地上，工厂把它的烟囱高插入云端，就像一只极大的、暗红色的蜘蛛似的伸开了脚爪。工人们住的平房，紧挨在工厂的周围，一间间灰色扁平的小屋子，密密麻麻地挤在沼泽地的一边。那一面面矮小、阴暗的窗子，惆怅地互相对望着。跟工厂一样颜色的教堂，高出这些工人们的住房，它的钟楼比工厂那根烟囱稍低一些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觉得衣领太紧，勒得脖子难受，于是就整整衣领。

“咻，咻！”车夫挥动着鞭子，嘴里不停地嘟哝着。

他是个瘸腿汉子，看不出到底有多大年纪，两眼无神，头发胡子都很稀少，好像退了色似的。他左右摇动着身子，跟货车并排向前走。可以看出，不管是向左走还是向右拐，对他都无所谓。

“咻，咻！”他无精打彩地吆喝着。有点滑稽地拐着他的弯腿，脚上穿的长筒靴沾满了泥巴。

母亲毫无目的地朝四周围望了望。野外也是和她的心间一样，空空落落……

拉车的马似乎有些累了，它摇着头，在那被太阳晒暖了的很深的砂土上，呼力地一步步地走着。砂土轻轻地发出声音。这辆好久没有烧油的破马车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。这些声音混合起来和尘一起飞荡在马车后面……

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住在市郊的一条荒凉破败的街上，住的是一所小小的绿色侧屋，添造在一所由于古旧而显得臃肿而又昏暗的二层楼房旁边。

侧屋前面，有个草木茂盛繁复的庭园，紫丁香花、槐树枝条，栽种了不长时间的银色的杨树叶子，亲切地朝三个房间的窗户窥探观望。这几间房屋里清洁安静，花木的影子摆动在地板上，无声无息。靠墙摆着几排架，上面密密地排列着各种各样的。墙壁上挂着许多幅画像，画像上每个人的样子都很严肃。

“您住在这儿行吗？”尼古拉将母亲领进一间小小的房间，向她征求意见。

这间小屋，有两面窗子，一面窗子对着庭园，一面窗子对着野草丛生的院子。房间里面，靠着墙壁也摆满了橱和架。

“我住在厨房里就行了！”她说。“厨房里很亮堂，又干净……

母亲觉得，尼古拉听了她的这话之后有种怯生生的表情。他不自然地、好像很为难地劝阻母亲去厨房住。所以母亲只好答应，——他立刻就高兴起来。

所有这三个房间中，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空气，——呼吸起，让人觉得非常轻松和舒服，可是说话的声音却不自觉地要压低下来，身在其中，决不想大声话，因为那样要妨碍墙壁上那些凝神沉思的人们。

“花儿应该浇些水才好！”母亲摸摸窗台上花盆里的泥土，建议说：

“对！对！”主人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赞同。“我喜欢种花，可是没有时间服侍……”

母亲仔细地瞅着他，她能看出，在他自己的这样安逸的家里，尼古拉也是非常小心，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生疏。他总是将脸凑近要看的东西，用右手细长的指头扶着眼镜，眯起眼睛，带着默默的疑问的神气观察着他感兴趣的东西。

有时候，他把东西拿在手里，再凑到眼前，细细地观察着辩认着，——好像，他是和母亲一同刚走进这间屋子似的，跟她一样，对屋子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。

母亲看到他这样，立刻意识到了她在这所房子里的地位。母亲跟在尼古拉后面，注意观看各样东西安放的地方，又问了他的生活习惯。他用抱歉的语气逐项回答着她，好像明明知道什么都做得不对，可又不会找别的办法似的。

母亲浇了花，又将胡乱堆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整整齐齐地叠放好，然后望了望茶炉，说：

“应该擦一下……”

他听了后，便用指头朝昏暗无光的铜壳上摸了一下，然后把手指拿到眼前，非常认真地观瞧起来。

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禁不住要笑出声来。

躺在床上之后，她回想起了这一天的事情，做梦似的又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把周围望了一遍。对她来说，这是有史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，但是，她却丝毫也没感到拘束。

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，感到有一种愿望，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，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、温暖。尼古拉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可笑的举动，与常人不同之处，以及他浅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孩子般的聪明的神情，都使她倍受感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的思路转到了儿子身上，在她面前，又浮现了被新的声响所包裹着，被新的意义所鼓舞着的五月一日！这一天的痛苦，跟这一天本身所有的东西一样，都是特别的，——这种痛苦，并不是将人打昏的拳头，把人打得脑袋耷拉到地上，而是如同无数的针刺着心灵，从内心唤起无言的愤怒，叫人把压弯了的背脊勇敢地挺起。

“全世界的孩子都起来！”她的耳轮中充斥着她所不熟悉的城市夜生活的声音，头脑中出现了这个念头。是一种疲惫无力的声响，从远方吹来，在庭园里把树叶弄得簌簌作响，爬进开着的窗子，又悄悄地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她擦干净了茶炉，又烧开了水，轻手轻脚地拿出了碗碟杯盘，然后坐在厨房里等着尼古拉醒来。

先是听见了他的咳嗽声，过了片刻，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，一手按着喉咙，从门口进来了。

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，将茶炉搬到房间里。于是，他开始洗漱，把水溅了一地，把肥皂、牙刷都掉在地上，不住地哗啦哗啦地把水撩到脸上。

喝茶的时候，尼古拉对母亲说：

“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，真叫人心里很难受——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……”

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：

“人们都饿坏了，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，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，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。——我们什么都清楚，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，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，领着薪水。老实地说，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。

……”

“您是个大学生？”母亲问他。

“不，我是教师。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，我最初是个教师，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籍，所以坐了牢。出狱之后，当了店的店员，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，又被送进了监狱，后来，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。在那里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，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，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。”

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。

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，已经听过多次，但是她总不能理解，——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，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。

“今天我姐姐要来！”他说。

“已经出嫁了吗？”

“是个寡妇。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，后来从那里逃出来，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。”

“她比您大多少？”

“比我大六岁。她给我的帮助很多。你可以听听，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！这是她的钢琴呢……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。

我的只是些……”

“她住在哪儿？”

“随便什么地方都住！”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。“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，她就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也是——干这种工作的？”母亲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