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卷 我成长的地方 第六章 睡马路，只为看一眼外面的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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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睡马路，只为看一眼外面的世界

那是在1999年的暑假，我十七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的好朋友康斌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也是邻居。他比我大两岁，他晚上学一年，我早上学一年，所以他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在我之上。我很依赖他，什么事情只要有他在，就会变得很容易。

可能是因为年纪比我大吧，他的很多想法在我眼里都是很疯狂的。比如有一年东北发大水，他半夜突然背了一个包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我问他干啥，他说：“你赶紧收拾行李，我们去抗洪救人。”我问：“你爸你妈同意吗？”他说：“他们不知道，不管我们能不能真的救到人，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”

“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”这句话确实很有诱惑力，我立刻做了一个决定，打电话给他妈，把他从我家拎走。

康斌最大的爱好是写字，这和我也有关系。小学时我进入少年宫的绘画班，我妈怕我没有动力，就让康斌陪着我一起去学。结果他不好好学画画，总跑去隔壁的法班蹭课，蹭来蹭去蹭得一笔好字，我现在的签名就是他给设计的。

他还喜欢讲大道理，总是对我夸夸其谈，很有见识的样子。他迷恋一本杂志，叫《演讲与口才》，他不仅自己练，还找我一起陪练。为了锻炼口才，我们经常会玩一个很无聊的游戏，就是随机进入一个饭店，不吃饭，待一会儿再出来，我们轮流进去，看谁待的时间比较长谁就获胜。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反正我的方法是一进门就问服务员：“请问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这里吃饭吗？”服务员就会让我找一找，我找不到就说自己先等一等，这个方法屡试不爽。

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大饭店，照例问服务员：“请问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这里吃饭吗？”服务员马上说，有啊有啊，康先生在包厢里等了半天了，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一间全是陌生人的包厢。我吓得不行，连忙说我找的不是这位康先生，是另外一位，然后狼狈逃走了。

1999年暑假的某一天，康斌再一次在半夜背着包出现在我家门口，连台词都是一样的：“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”

我说：“想。”因为过了这个暑假就高三了，就要考大学了，可是我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，怎么报考志愿呢？他说：“那就好，我已经计划好路线了，我们从家里坐汽车去通化，然后坐火车去大连，再坐船去上海，看看大上海的样子就回来。这一趟差旅食宿我们能省则省，各自出一些钱，加一起就够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我需要和家里要多少钱？”他说八百块。我继续问：“那你有多少钱？”他说他有一百块。

第二天，我们拿着加在一起的九百块钱就出发了，我带着我的木吉他，他带着他的纸和笔。我和家里说要跟康斌去他在通化的亲戚家玩几天，康斌和家里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不敢告诉他们，我俩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因为我十七年都没有离开过通化地区，而且又是两个孩子一起，他们肯定不同意。

不过我对康斌是信任的，我想他这么有把握，应该是去过不少的地方吧。谁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以前的那些“见识”都是从里看来的。一路上他激动得和每一个坐在附近的乘客搭讪，留联系方式说会给他们写信，连我都觉得他很幼稚。他也确实制订了一个很周密的计划，但是根本没有按照计划行事。他说，既然都已经出来了，就不妨多去几个地方。于是我们第一站并没有去到大连，而是在沿途的抚顺和金州各住了几天。

我们在抚顺成功潜伏进一个旅行团，蹭团和人家一起游览，还在金州观看了四川队和大连队的一场足球比赛，之后才到大连。大连火车站的对面，正建着一栋高楼。那天雾很大，我看不到楼的顶端，家乡的楼没有超过六层的，但是那栋楼一直盖到天上，让我很惊讶。那是我对大连的第一印象。

我们“下榻”在一个录像厅，那天晚上是女足世界杯的总决赛，中国队对美国队，录像厅里通宵直播。我们睡了一会儿起来看球，结果中国女足输了，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。我们俩更加难过，因为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

康斌说要理智一些，剩下的钱就算可以继续走下去也回不来了，还不如就此打住，然后返程；不过既然来了，我们还是要去看看海，大连金石滩的海是最美的，我们就去金石滩吧。

我都不知道他是哪儿得来的这些讯息，我俩又坐了车去到金石滩。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海，激动得还没走到沙滩，就给傻瓜相机照得没有胶卷了。金石滩的大海确实很美，一望无际，康斌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我们走了这么远，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，这里就是天涯海角。我决定了，以后我就要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我没有答应他，因为总觉得可能还有更远的地方，只不过现在看不到而已。

我把一直跟着我的吉他的背带解下来，扔到海里，一边扔一边嘟囔，希望它可以替我去看看更远的地方。我也不知道它会漂到哪里，没准儿我刚一转身，就被别人捞起来了也说不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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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和大海聊了会儿天，就返程了。可是剩下的钱不够送我们回家，只够买到沈阳的票，也挺好，又多去了一个城市。在沈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无处可去，就漫无目的地走，走累了，就决定在马路边睡下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特别兴奋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也可能是水泥地实在太硬了，硌得慌。

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，我们决定面对并解决回不去家这个严重的问题。康斌说我带着吉他，可以卖唱，正好试试自己的斤两；而他自己要去商场，给别人设计签名，一个签名五块钱；大家用各自的本领去凑钱，凑齐了就回家。我们分头行动，约好了时间地点集合。

我走到一个广场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，挥着手，后来知道那是沈阳的中山广场，我就在那个广场上唱。我把帽子脱掉放在地上，里面放几毛零钱，提示路人这是在卖唱。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，我还是相当忸怩，不敢大声唱，也没有人驻足停留，他们看上去都匆匆忙忙。

第一个停下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儿，大概十一二岁吧，很机灵。我给他讲了我们的遭遇，孩子说他也没有钱，但是他可以给我当托儿，就站在这里听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停下来，没准儿可以赚钱。大城市的小孩儿就是聪明，他就一直站在我面前听我唱歌，唱着唱着我就不再害羞了，唱着唱着声音就大了，唱着唱着围观的人就多了。

那天我和小男孩儿一起赚了几十块钱，中午的时候我还请他吃了一顿盒饭。小男孩儿说他想到办法帮我了，可以回家去和爸妈要钱，但是他没钱打车，只能从我手里拿走了十块钱。临走时他还夸我的帽子很漂亮，很自然地戴在自己头上坐进出租车，叫我等着他。

我等到天黑他都没有再回来。后来和康斌讲起这事儿，他觉得我是被骗了，可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小男孩儿不会骗我，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他再出来了。那天康斌也有收获，但是我们加在一起的钱还是不够把我们送回家。我俩舍不得找地方住，就又在马路上眯了一晚，熟能生巧，这一次睡得安稳多了。

第二天卖唱，小男孩依然没回来，但是却来了一个大男孩儿。他听我唱了好几首歌，突然问，可不可以把吉他借给他弹弹？他唱了一首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，给他扔钱的人比给我扔的还多。

他叫郭艳东，长得很憨厚，是吉林省吉林市人，所以聊起来听说我也是吉林省的，就格外亲切。我给他讲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卖唱，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故事。原来那是他来沈阳的第三天，他是来找工作的，和一个朋友一起，住五块钱一晚的大通铺，上面躺着十几个大老爷们儿。他很认真地听我唱了自己写的歌，还夸我写得好。我特别开心，因为终于找到了欣赏我音乐的人。
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，临走时郭艳东翻遍了口袋，掏出他仅剩的三十块钱。他说他还有朋友，也可能很快就会在沈阳找到工作，就可以赚钱了，这三十块钱对我更加重要，所以全都给我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他，就翻出自己随身带着的一盘录满了我写的歌曲的磁带送给他，还留下了我的通信地址。

因为那三十块钱，当天晚上我和康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这一路上的人和事，我都没敢和父母讲，也没有和其他人分享。大连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偶尔会闯进我的梦里，我在想等它盖好以后，人们也就住在云上了吧，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？他们应该会看得更远吧？我暗下决心，高三一定要更加努力，考到大城市去，住到云里面。

从那以后，康斌就视大连为唯一的奋斗目标。他经常这么说，也的确做到了。现在他定居在大连，在辽宁师范大学教外国人学汉字。我在《屌丝男士》里教一堆老外说中的桥段，就是他给我的灵感。他娶了一个日本学生当老婆，一家人幸福地住在他的“天涯海角”。

郭艳东和我一直有信上的来往，后来他在沈阳的工作不太顺利，就回到吉林老家；再后来他成为一家报社驻吉林记者站的记者；又过了几年，他被调到长春。他到长春的时候，正好是我在长春读完大学准备来北京的时候。我们一起喝了顿酒，畅想着各自的美好未来，然后分别。

某一年的春晚后台，我突然撞见了郭艳东，我俩激动地抱在一起，我这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《新化报》娱部首席记者，来采访春晚。后来我帮他牵线搭桥，拿到了赵本山的独家专访。过了十几年，终于有机会报恩。郭艳东憨厚地笑着说，看来多做些好事还是不会错的。

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话了，说眼界决定视界，视界决定境界。我不太会去记这样的名言，总觉得说教味太重，不过多出门走走，对年轻人还是很好的，就好像我们的这次远行，经历了坎坷，遇见了美好，开阔了视野，确立了目标。我和康斌偶尔也会聊起那段奇妙的旅程，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：“如果哪天我们有机会写，一定要记得把睡马路这事儿写进去，那也算咱们没白睡了。”